一般提到亚洲第一个共和国，大家脑海中往往浮现的，是1912年辛亥革命后推翻满清政权，建立的中华民国。然而，早在1776年，华人在亚洲加里曼丹岛已经建立了一个名为兰芳共和国的政权，这正是华人首创的第一个共和国。而这一共和国的缔造者罗芳伯，和天地会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联系。
天地会以“以天为父，以地为母”的信条闻名于世，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其起源可追溯至清朝康熙年间。那时，福建南少林寺的一些僧侣积极参与反清复明运动，遭到清政府残酷镇压。康熙十三年，清军围剿南少林寺，屠杀了大批僧侣。在这场血腥镇压中，蔡德忠、方大洪等五位武艺高强者幸存逃脱，随后他们在陈近南的帮助下，组建了三合军，拥立明朝宗室作为领导，继续开展反清复明斗争。然而，由于实力薄弱，很快便被清政府再次镇压。失败后，他们将反清行动转变为秘密结社，这便是天地会的雏形。
展开剩余86%天地会在传播过程中，以福建和广东两地最为盛行，甚至被广泛认为是天地会的发源地。到了雍正朝，清政府实行高压政策，民间秘密结社和起义活动层出不穷。罗芳伯出生于闽粤一带，性格豪爽，结交了众多绿林好汉，深受他们的思想影响，因而加入了天地会。不过，他并未抱有推翻清政府、复明的大志。
罗芳伯身手不凡，胸怀抱负，他的初衷其实是通过科举考试，考取功名，为朝廷效力立功。可惜的是，34岁的他屡次科考失利，仕途前景日渐黯淡。虽然明白大器晚成的道理，但他急于有所作为，难以再等待。1772年，罗芳伯带领一批客家青年，漂洋过海，抵达婆罗洲西部的坤甸。此行注定充满艰险，因为自明朝以来，官方便实施海禁政策。尽管后来有所放松，但康熙年间因台湾问题又重新加强海禁，不允许百姓出海，沿海居民更被迁往内陆。
虽然郑氏后人归顺清廷后，海禁略有松动，允许部分海上贸易，但出国或移居海外依然被视为大不敬之举。明清时期，闽粤地区人口迅速增长，1626年时广东、福建人口分别达414万和553万，土地贫瘠，生计艰难。许多百姓选择出海谋生。更何况，在罗芳伯出发前，婆罗洲传来金矿发现的消息，这极大地激发了他的远行决心。
抵达婆罗洲后，罗芳伯发现已有几批华人先行来到这里，但大多数生活依旧困苦。这些先到者或在乡村种植稻米、胡椒，或在山区开采煤矿，生存环境极其恶劣。虽有数十名华人在村落中开采金矿，但彼此分散，规模小，未能形成合力。生活虽略好于农村和山区的苦难，但远非罗芳伯所期望的富足生活。他不愿带领同乡们长途跋涉后仍过着贫困日子，决心彻底改变现状，带领华人走向富裕。
罗芳伯个头魁梧，讲义气，迅速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。他决定组建“采金公司”，开展黄金开采。但要在恶劣环境中立足，首要问题是如何团结人心。尽管已有不少追随者，如何壮大队伍、将伙伴紧密团结，是他必须首要解决的难题。
罗芳伯虽有才干，却不可能用现代管理理念来运作，只能借鉴天地会的传统经验。天地会崇尚朴素平等和互助共济精神，这正符合罗芳伯的需求。于是他很快成立了一个“兄弟会”，作为天地会在海外的分支机构。
在罗芳伯的努力和与当地人的合作下，采金事业迅速发展，极大提升了当地华人的生活水平，也让他的声望日渐高涨。随后，他兼并了其他几个小金矿，实力大增。即使是当地土著提到罗芳伯，也无不敬重肃然。
然而，财富的增长也带来了更严峻的挑战。岛上的治安极为混乱，复杂的人口结构使得法律形同虚设。土匪、海盗、地方恶霸，以及其他开矿的华人势力，都成了罗芳伯的对手。身处四面楚歌的境地，罗芳伯选择团结其他华人，建立“同乡会”，扩展势力，同时联合婆罗洲苏丹，共同剿灭匪患海盗，击退潜在竞争者。
此时的罗芳伯既有财富又有权力，声势极盛，许多当地人纷纷归附他。他借此成立了更大的组织——兰芳公司。在封建社会背景下，人们常以“义结金兰”结交，天地会尤其崇尚义气。兰芳公司的命名，寓意延续天地会传统精神。内部成员通常称呼罗芳伯为“大哥”，这也源自天地会的习俗：“歃血为盟，结党营私，不拘年龄，推贤任能，以大者为大哥”。
但在对外场合，罗芳伯被尊称为“大唐总长”或“大唐客长”，象征他是所有海外华人的领袖。1777年以后，兰芳公司管理的领地和人口规模已远超一般公司，罗芳伯遂将其改组为“兰芳大总统制”共和国。
兰芳共和国鼎盛时，国土面积超过当今韩国六倍，居民大多来自闽粤地区，讲广东话，经济昌盛。当地人尊称罗芳伯为“坤甸王”，但他本人对此称号并不感兴趣，虽渴望建立功业，却从未有过割据称王的念头。同期其他海外建国者多称王，唯独他未曾如此，或许是受天地会理念影响，或是对故土怀有深厚感情。
颇具趣味的是，罗芳伯曾亲访雅典，考察其民主政治。回到婆罗洲后，他参考雅典政治体制，制定了兰芳共和国的规章制度。在当时普遍遵循世袭家天下的封建思想下，他大胆提出历任领导不得将职务世袭，地方官员须经公众选举产生。罗芳伯生前也恪守此规，将总长之位传予具备才德的江茂伯。
这让人联想到三皇五帝时代的禅让制，兰芳共和国实至名归地体现了“共和”精神。尽管兰芳共和国在罗芳伯治理下繁荣，但他心中始终有个未竟的梦想——重归清朝怀抱。
建国初期，罗芳伯便希望将兰芳共和国纳入大清版图，派使者前往清朝，请求乾隆皇帝赐予“合法”身份，成为清朝藩属国。然而，骄傲自负的乾隆皇帝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，反而视其私自出海为“天朝弃民”，拒绝接见使者，仅派属下敷衍了事。乾隆皇帝的短视和傲慢，令罗芳伯大失所望。
未获清政府认可，成为罗芳伯终生痛苦的心结。临终前，他多次叮嘱继任者必须保持对大清的忠诚。罗芳伯表面上忠诚清廷，实则是为确保兰芳共和国能延续生存的策略。
当时东南亚局势并不平静。1596年，荷兰人入侵印尼，建立殖民地，逐渐蚕食周边岛国。1740年荷兰人在爪哇大规模屠杀华人，史称“红溪惨案”，近万人惨遭杀戮，生还者寥寥。清政府对此冷漠，甚至指责华侨是“内地违旨不听召回之辈”，任其遭受杀害，冷眼旁观。
此态度令海外华人心寒。但罗芳伯曾游历西方，深知兰芳共和国实力有限，无法抵挡荷兰入侵，唯有依赖清政府的震慑力方能保基业。尽管清政府科技和军力日渐落后，但在亚洲区域仍属最强。
尽管早期请愿未获回应，罗芳伯仍不放弃，持续派使者求和，最终获得贸易许可。虽非正式承认，亦令罗芳伯看到了希望。他们通过宣称兰芳共和国为清朝属国，试图提升自身地位，震慑荷兰。此举虽短暂奏效，但并非长久之计。依赖外力而不自强，终难维持独立。
1840年后，清政府腐败无能，在对抗西方列强中节节败退。荷兰人见势，开始逐步侵入兰芳共和国。虽然总长职位仍需国内选举，但继承权却需荷兰认可，主权逐渐流失。
总长试图在国内抵抗，并向清政府寻求援助，但清朝已顾不上这些边远藩属。无外援、无实力，兰芳共和国终难逃厄运，1884年被荷兰强行解散。初时荷兰碍于清政府尚存，未直接建立殖民地，而是扶植傀儡政权，观察清廷态度。可惜清政府无动于衷。
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，清政府惨败于日本，荷兰人更不把清廷放在眼里。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，荷兰彻底吞并兰芳共和国，这个亚洲首个华人共和国宣告终结。
在陌生环境下，无外援、无合法身份，面对四面敌视，从一小团体成长为一个国家，虽最终覆灭，但其勇气与精神，至今令人敬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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